科技创新,依然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关键词。
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要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
代表委员们也表示,应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角度发力,探索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联合体,以稳定的资金支持、现代化的体制机制、完善的法律法规等为保障,跑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具体路径,切实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加大科技金融对创新联合体的支持力度
3月5日提请审查的《关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一组数据颇为瞩目——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3.6万亿元、实际增长8%,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为6.91%。”
全国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卫红认为,构建企业牵头的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形成企业出题、产学研合作解题的创新合作机制,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有效载体。她特别指出,“科技金融作为服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资本要素,对创新联合体的支持至关重要。”
经济大省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在创新发展、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罗卫红建议,围绕构建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科技金融体系,国家从制度供给和要素支撑方面给予经济大省更多支持,包括国家级基金和央企基金加大对经济大省的投资力度,利用超长期特别国债在经济大省及创新活跃地区设立科创产业基金,完善政府投资基金差异化管理考核等操作细则等。
杭州是创新活力之城,科技型中小企业处于厚积薄发期,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杭州国资组建三大千亿母基金加大对科创企业的投资,耐心资本对中小企业耐心陪伴、静待花开。罗卫红希望国家相关部门在杭州设立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类脑智能等产业基金,助力打造人工智能及具身智能未来产业高地。
她还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总结推广陕西秦创原、江苏产研院和上海宝山等地开展的“先投后股”“先拨后股”等成功经验,改革创新科技专项预算及科研经费分配模式,将部分科技专项经费用于投改股试点,利用国有基金、社会资本作为耐心资本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畅通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内的科技企业梯度培养,助力科技成果跨越“达尔文之海”,实现从“1”到“10”到“100”的转化。
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双轮驱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发挥科技领军企业龙头作用,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
“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而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是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除了带领自身团队加大新药研发和成果转化,这几年,全国政协委员、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也一直在为整个医药行业的发展鼓与呼。今年全国两会,他聚焦建设市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呼吁以体制机制创新打通科技与经济融合的“最后一公里”。
“科研供给与企业需求错位、转化链条衔接不畅等问题不仅制约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也影响了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通过深入的走访调研,丁列明了解了许多生物医药企业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成果落地等方面的困惑与诉求。
“近年来,浙江发挥市场大省和体制机制优势,实施全链条全周期改革破题和制度重塑,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结合“浙江经验”,丁列明建议国家支持浙江开展市场导向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试点,深化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提供浙江方案。
以法治力量保障创新活力持续涌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关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表述,与不少代表委员在实践中观察到的相契合。
“地方政府与企业各司其职、紧密协作,共同探索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快车道,推动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周迪长期深度参与企业科创工作,对如何推动创新技术转化为发展动力深有感触,“比如杭州产业壮大的磁场,就藏在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角色的各司其职、创新链条的环环相扣中。”
除了科技金融和体制机制方面的支持,高水平法治也是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保障。基于人大代表责任和自身专业背景,周迪提出了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保障的建议,为企业创新消除后顾之忧。
去年,周迪曾以自己在知识产权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成功帮助杭州一家互联网企业解决了知识产权纠纷。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当前法律对企业同一系列设计“纵向系列产品”的保护存在空白。“企业在后续进行改进型外观设计时,容易因为产品外观与历史款型相似而面临诉讼风险,这阻碍了企业的连续创新和竞争力提升。”为此,他提出修订专利法,加强迭代产品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建议,以激励企业持续创新。
此外,周迪还关注到我国企业在海外专利布局方面的不足,认为这削弱了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优化海外专利布局的建议,助力国际化企业在全球市场中更具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