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保兴市长谈发展个私经济

市委、市政府提出“个私经济学温州”。学温州，到底学什么？关键是要明确学习内涵，要找准温州个私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所在。

温州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如果说交通方便，实际上温州交通相当闭塞，地理位置处在与福建贫困地区接壤的浙江最南端；如果说温州土地便宜，恰恰温州的地价是浙江省最高的，因全市人均只有四分地，像经济发达的乐清县，一亩工业用地没有30万元是买不下来的；如果说温州申请银行贷款方便，实际上个私经济在温州贷款相当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乐清县的工业产品销售额达到60亿元时，全县的银行对个私企业的贷款只有5000万元；有人说这是因为温州的专业市场繁荣，是的，温州的专业市场的确为个私加工工业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但现在可说不起什么作用了，前段时间有报道说，温州最早的一批专业市场在萎缩，甚至已经关门了，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当地个私经济的发展。

如果我们用常规的方法来学温州，可能只学到一点皮毛。所以，我们学温州首先要搞清楚个私经济的特性，并根据这些特性，研究我们应该创造什么样的环境来促进其发展。

一、个私经济是一种“候鸟”经济

个私经济没有上级主管，没有地域限定，哪里的“气候”即投资环境合适，它就会迁移到哪里去发展。温州每年有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流出去，温州人早就“走出去”了。他们的“走出去”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70年代的“走出去”，是为了“拉进来”。因为那时有许多东西在别的地方不能交易，要作为投机倒把论处，而在温州可以交易，所以“走出去”就是把这些东西如低压电器、电缆电线、服装等等，捣鼓到温州来卖，许多温州人成为长途贩运的专业户。第二个阶段“走出去”是为了“销出去”。经过前一阶段的倒卖，温州人觉得这些东西自己也能制造，制造出来后就要推销，这样，温州人不仅繁荣了本地市场，还把外地市场也带动起来了。绍兴的柯桥市场就是温州人繁荣起来的，当初柯桥市场的化纤布卖不出去，温州人就帮他们卖，卖到全国各地去，这样把柯桥市场带动起来了；后来柯桥人发现温州人善于长途贩运，就把温州人请来，搞专业化市场，游商变坐商，逐步形成了柯桥市场。第三阶段是90年代的“走出去”，是为了向外投资，把自己的资金、经验、知识、全家都迁出去，不仅离开温州，甚至离开了国门。欧洲有30多万温州人，全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其中许多人连中国普通话也不会讲，就拿着别人给他写的意大利文、法文地址的纸条闯天下。这几十万人都是这样闯出去的。今年上半年到欧洲访问，大使馆的同志对我讲，意大利有个镇，近几年来的温州人占了全镇人的一半。这些温州人很勤劳，晚上机器要开到凌晨2点，结果镇里的人提出抗议，但又舍不得赶温州人走，走了以后税收就没了，最后由大使馆出面协调一律21点停工。在欧洲一些地方，温州人已基本占领了原犹太人的市场，现在看到黄皮肤、黑头发开着奔驰车的较多是温州人，90％的餐馆是温州人开的。

现在温州人出外创业、向外投资的不断增加，“候鸟外飞”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上海近三年来吸收了3000多亿内地投资，其中一半以上是浙江人投资的，相当部分是温州人。杭州正好处在温台地区与上海之间，为什么不能成为温台人的创业天堂？为什么不能成为温台地区先富起来的、最有能力移师上海的那部分能人的“拦水坝”？这就很值得我们研究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个私经济是个“候鸟”经济，它不听地方政府的指挥，它是用脚“投票”来选择政府、选择环境的。哪里的政府服务好，哪里的投资环境好，它就到那里去繁育发展。

二、个私经济从组织形态上讲是集聚经济

北京有位领导同志问：浙江人为什么喜欢“扎堆”？在北京搞了个浙江村，实际上就是温州人集聚的地方。这些人集聚在一起干什么？其实因为“扎堆”，家家户户的生产把纵向几道加工工序分散开来了，把同样同质的加工件横向分散在许多家庭工厂生产，形成自由竞争和协调合作的专业化分工网络。因为商品生产上道工序与下道工序的交换是非常容易的，价格非常低廉，生产组织、加工成本、现金流量需求都是最低的。有个长期从事企业管理的领导问：为什么这些群龙无首的农民的生产效率比我们有严密组织的、有国家经贸委计划指令的大型国有企业还要高得多？温州农民生产的打火机，使得上海生产葵花牌打火机的厂关门，把全国甚至俄罗斯的打火机厂都打败了，整个亚洲的同类企业都搞得奄奄一息。实际上，温州农民“扎堆”扎在一起，“堆”里面的信息、资金、半成品、技术、经验都可以共享。一个温州人身无分文，没有技术，但如果“扎堆”到里面去，他能自己创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温州人漂洋过海马上可以找到温州同乡会，如果自己创业，同乡会就借给他几千美金；如果想打工，就介绍他到熟人那里去打工；如果要做餐饮的，就介绍他到餐饮业去，这个人就这样融入到组织网络中去了。这个组织虽然是松散的，但却是有效的。一个北京人不相信这回事，他通过一个温州朋友的介绍，到温州人的组织里去，凭这个“网络”就赚了20％的加工费。他一没有技术，二没有资本，三没有原材料，但在“流水线”上他是一个“环节”，镶到里面去了，他的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变成财富。在那里，个体私营经济如果离开这个组织网络，就很难创业，很难赚钱，很难成长。

个体私营企业粗看是单个经济，实际是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就构成一个网络的规模经济，一个企业集群的规模经济，一个区域的规模经济，一个“扎堆”扎出来的规模经济。从技术上来讲，这种“扎堆”可以使创新成本最低。如生产一个打火机，如果有50个需要工艺改进的地方，他们就分散给50个相关的厂家，改进后一汇集，一个新打火机就出来了。所以，创新的成本低、很快捷，规模经济的特性非常明显。正因为个体私营经济是集聚状态的，如果有些地方以为引进单个大户就能改变面貌，那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温州有些企业是通过信息化平台走出去的，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把配件、资金、技术供应、生产链解决好了才移出去的。在温州，需要一个零部件，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需要一笔资金，半个小时就能办妥。所以，这个“扎堆”的存在是合理的，而且在这么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它的存在并快速发展被实践证明是有规模效益的。正是有了这些集聚经济，浙江经济才有生命力。浙江省的集聚经济占全部工业产值的60％以上，而企业的平均规模只有全国的50％多一点，但是这些小企业却获得了很好的规模效益，道理就在这儿。

三、个私经济本质上是人力资本为主的经济

过去有人曾把苏南经济与浙南经济作过比较，说苏南经济是厂长经理的经济，是厂长经理奔市场，工人在后面跟着干活。厂长经理动脑筋，脑筋动好后就吼一声：朝这里前进！工人就开足马力生产，如果奔错了方向，工人都遭殃。浙南经济是老百姓经济，是千万个脑袋同时奔市场的经济。奔错了马上调整，你奔错了，是你一个人的失败，不影响其他人，所以每个人都动足脑筋，去研究市场动向。本质上它不是体力劳动，而是智力劳动，是判断市场风险的劳动、是研究赚钱的劳动、是以最低的成本将商品制造出来并销售出去的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只是其次。

温州人很热衷于“外包”，许多加工环节都包到外面去生产，自己只是动脑筋来判断市场，千家万户都判断市场，瞄准市场。农业经济是体力经济，主要靠体力；工业经济是部分靠体力，部分靠脑力。动脑力的是白领阶层，动体力的是蓝领阶层，动脑力的统率动体力的，这是工业经济的特色；知识经济主要是靠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这时候的劳动基本上以脑力为主，大量的生产靠机器。现在我们城市工业的发展正处在从体力劳动为主，逐步转向脑力和体力劳动兼容的阶段，从工业生产阶段转向后工业生产阶段，朝这个方向演变，脑力劳动将占越来越大的比例。特别是现阶段，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家要加入WTO，企业更重要的是对市场机遇的判断，把生产要素组织起来，以低成本生产销售出去，这就是经营管理的脑力劳动过程，许多个私经济的劳动本质就是这种劳动。这种劳动充分体现在浙江精神中的勇于创新、坚韧不拔和务实上，它就是脑力劳动的特征，离开了这些特征哪来浙江精神？它不是凭体力的蛮干，而是动脑筋，这种脑力劳动越新、越复杂、变化越快、劳动量越大，它产生的社会价值就越高，对其他体力劳动者的统率作用也越强，它的产出也越有效，成本越低。这种脑力劳动的衍生物——智力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与一般的知识不一样，一般的知识、技术、经验都是有限的，今天是先进技术，明天就会落后；今天是管用的经验，过一段时间就可能成了无效的经验。智力是无限的，它可以无限地演变、增长，不断锻炼、发展自己。

以上就是现阶段温州个私经济的三大特征，这些特征如果不能掌握，要发展个私经济是很困难的。

根据这三大特征，我认为，一个地方投资环境的好坏，本质就在于该地创业的自由度大小。 因为脑力劳动要起作用，“候鸟”要引飞到这儿来，必然要有一群相关的投资者在这里集聚，这都需要一个好的创业空间，要有足够大的自由度。如果没有足够的自由度，限制很多，他们就不可能集聚，“候鸟”也不可能飞到这儿来，脑力劳动特征也就不可能发挥出来。脑力劳动本来就是一种多自由度的劳动方式，首先是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学习，然后才有自由地探索、自由地创业，本质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创业的自由度可分成几类呢？我认为可以分为八个类型，而且这八个类型有些与现有的一些带有计划经济痕迹的政策是抵触的。是让创业者来适合我们的规矩，还是以我们的规矩来适应人家的创业，这就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一、自由进入

市场准入的自由，即强调放开行业进入的范围。温州人的原始资本积累为什么那么快？有的说是靠走私发家的，有的说本来就有钱。这些说法都不对。温州人发家的真正原因，在于当时商品流通领域有许多商品是国家明令禁止长途贩运的，温州人把这个禁区看成是市场机遇，把商品弄到温州来就不禁止，所以他就赚钱了，就发家致富了，这是温州发家的真正起源。

现在，我国对个私经济的限制，在政策上已逐渐放开了。如省委书记张德江提出的“四个不限”，即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比例不限、速度不限、规模不限、经营方式不限。我们许多地方还提出“四个放”：放手、放胆、放心、放宽。主要问题在于进入的行业上还有许多的歧视与限制，打破这些歧视和限制就是我们新的增长点。比如，以前我们一些公共服务设施是不让个体户来经营的，客运出租车营运权的拍卖，一定要卖给纯公有制企业。这就把个体户排除在外了。在温州，即使是一台出租车也可以参加竞拍，而且是无限期的营运权，结果一台车就卖到60万元。我们对拍卖价实行封顶，名义上很好听，以为如果卖得高了，人家经营亏了怎么办？似乎是替人家打算，实际上是限制人家的创业自由度。再比如，政府采购不能采购个体私营经济的产品，必须是国有企业至少是股份制企业的。打破这些限制，实际上都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空间。

我们应该树立这样一种观念，除了国家明令禁止个私经济不能进入的行业以外，其他行业要全面放开。即使是国家现在有所限制的，但进入WTO以后要放开的行业，现在也不妨试点放开。试点的范围多大？按原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的说法，试点面可以到三分之一，实际上也是放开了。现在许多地方如上海提出要“降低门槛，让出位子请客人就座”。降低门槛，就是要把投资门槛放低，不仅仅指的是给优惠政策或减少收费，其实这些对投资自由度来讲仅有很微小的差别。关键是让出“位子”，就是将原来只允许公有制企业经营的行业，让公有制企业退出，给个私企业去经营。像江苏省过去是禁止发展个私经济的，现在倒过来了，规定一般性的行业尽可能让外地个私经济或外资来投资经营。张家港的书记就宣布，一般性的旅馆饭店投资，本地的企业不要插手，都要让外地个私经济、外资来经营，就是这个道理。这么好的“位子”我们占了干什么？要让人家来占领、来创业。

让出“位子”、放开经营，还要提高办事效率，要搞并联审批，要快让出去。现在，杭州把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粮店进行公开拍卖，有的粮店标底只有40多万元，但通过公开拍卖，成交价达到200多万元。原来一家粮店一年的营业额只有10万元，人家以200万元买下来，如果年营业额没有300万元，是绝对不会来竞拍的。原来只有10万元的营业额，10万等级的人坐在这儿经营，让出来给300万等级的人来经营，对我们城市经济的贡献就大30倍，同时国有资产也从原来只有40万元增值到现在的200多万元。腾出与不腾出这个“位子”差别是很大的。所以，要放开个私经济行业进入的范围，包括社会福利设施、交通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国企经营、文化教育以及高科技孵化器、旅游业、房地产业等，这些都不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个私经济都可以进入经营。进入WTO后，银行、保险、批发业，外资都可以控股经营，现在个私经济为什么不能投资经营？外国人能办的，个私经济为什么不能办？对这些行业，都要根据形势的发展逐个地放开。

二、自由经营

个私经济的企业结构往往是商品、投资和市场三个多元化，经营策略方式多变，船小调头快，称之为哪里吹出一股需求之风，它们马上就兴起一股制造和倒卖之浪。而现在，我们工商部门核发的工商执照，却把个私经济的经营范围限制住了，生产型的企业不能搞贸易；贸易型的企业执照也有限制，如是批发服装的，就不能倒卖布料，卖布料的就不能卖衣服，超经营范围的就要罚款。前段时间我还接到一封投诉信，说一家经营印刷业的企业，因为倒卖了两台印刷设备，结果被认定为超经营范围，罚款1.6万元。后来有了反馈，说这是区工商分局处理的，因为一是超出国家政策规定的经营范围，应该罚款；二是这个个体户愿意罚。我说这个个体户是不是钱多得口袋里放不下了？

个体私营经济经营过程往往有三个特点：

第一，企业经营者要根据市场变化随时进行经营内容的调整。“东边不亮西边亮”，生产或倒卖这个东西不赚钱，就要转产或倒卖另外的东西；今天这个热销就进这个，明天那个热销就进那个。如按我们工商管理部门的思维，个私经济要超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须重新经过审批。假若明天奥运会开幕，销售服装的个体户获悉奥运会的纪念章非常热销而想销售纪念章，那么就得向工商局申请变更经营范围，如果申请了一个月才批下来，奥运会早就结束了，他的纪念章卖给谁啊？我们有些政府部门经常不自觉地强制了个私经济的创业自由，往往把方便留给自己，把困难推给人家，这怎么叫鼓励支持发展呢？

第二，个私企业投资工业项目，一般都是先搞销售，占领市场，然后再大规模投资办厂。这个产品有市场，而且能赚钱，他才会投资。不像国有企业先是等国家计委批准，允许投资多少，市场可行性论证、专家论证搞上两年，认为可以投资了，再一下子投下去。个私企业却不是这样的，是先以实际销售结果来验证市场。十多年前的雨水管用的是铁管，有个温州人想用塑料管来代替铁管。但他没有贸然生产，先到国外倒卖来一批塑料管，推销到全国各地，因为这塑料管不会生锈，寿命达50年，价格又比铸铁管便宜，结果倒卖得差不多了，觉得这个产品有市场前景可以生产，才向银行贷款、向亲戚借钱，开足马力投资生产。如果按照我们工商部门的做法，生产企业是不能搞贸易的，贸易企业不能搞生产，他就要不断地来变换执照，重新审批，就会失去市场机遇。

第三，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网络经济的兴起，第一次给小企业、个私企业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在传统经济时代，小企业想要了解和掌握本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几家厂商在销售、价格多少、哪些地方能卖出去等信息是非常困难的。怎么办？就要向国家的外贸公司、进出口的口岸单位去了解，产品由他们收购，让他们成为二道贩子。现在不一样了，如果生产帽子的，只要到“阿里巴巴”或其他贸易网站、轻工网站搜索，假如世界上需要帽子的有500家企业，几分钟就可显示出来了，而且需求量多少、价格多少、是什么样的帽子都分门别类。所以，网络经济真正给个私经济、小企业带来参与国际市场平等竞争的机会。

现在，许多小企业借助于网络经济把产品直接销出去，所以网络经济有个提法，称“直接经济”。本来生产厂家要通过贸易企业来销售产品，这是传统的“间接经济”。现在是生产厂家直接与消费者发生联系，就是“直接经济”。如果按目前工商执照的要求，怎么登记？、到底是登记生产型还是销售型，因为它是“直接经济”，是直接销售的。如果我们不是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来调整自己的政策，我们就会经常犯窒息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即时去调整、解决的。现在深圳、温州对贸易型企业基本上没有经营范围的限制，你今天倒卖衣服，明天倒卖电器，后天倒卖收音机，随你去倒卖。只是对国家有特许经营权的行业，如烟草、医药或有前置条件的如歌舞厅等特种行业，由各个行业主管部门自己去审查，经营者自己负责。国家明令规定是专营的，如果没有经过批准，擅自经营，就要依法罚款，其余的全部放开。如果杭州在这方面的自由度不如别人，外地个私经济是不会来的。为什么其他地方可做的事情在我们这儿不能做？我们是为外地个私经济创造大的创业空间，还是要给人家套上笼子？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其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三、自由交易

投资的目的是为了销售，为了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这是投资的基本特征。自由平等的交易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上海市的领导人就很明智，提出上海要创造信息最灵、交易成本最低、城市增值最快的环境。这三个“最”，主要是交易成本要最低。这决定于几个因素：

第一，政策法规要公开透明。如果对个体户保密，他不知道这个政策法规，失去了赚钱的机会，我们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增加税收的机会。优惠政策要公开透明，但我们现在有些政策，对国有企业优惠，而对个私经济不优惠，这就不平等了，这就不可能实行贸易的自由交换，人家就感到受歧视。进入WTO以后，外资也要享受国民待遇，任何超国民待遇的政策都要受到限制。过去的政策是对本行业的企业优惠，对国有企业优惠，对本地企业优惠，而对外地企业是限制。如外地啤酒进入本地市场要查它的质量，外地的饼干要查它的含水量，这些都不是公平贸易，这套做法可谓“杀人不见血”。另外，供电、供水、供气、拆迁、税收等政策多变，也使个私经济的生产成本无法预计。因此应当明确，这些东西的提价变化都要事前经过听证会讨论，公开进行。另外还需办事便捷，建立集中办事大厅。办事大厅提供快捷服务，对交易成本影响很大。有许多交易是需要经过审批的，如产权转让要审批。个体户的房产转让作为资本收回来，如果先到土管局批，后到房管局批，再到规划局去批几天，那就等于没有创业自由。时间就是金钱，人家一看办理这些手续要几个月，生意就做不成了，资本就不能收回，这看来似乎现金上没有损失，其实赚钱机会的损失就是钱的损失，这就是机会成本。

第二，交易应该平等公开进行。首先，政府采购要公开。现在有许多政府采购是不能购买个私企业产品的。这就不对。美国现有法律规定，政府采购必须有50％以上向中小企业采购，就是为加快小企业发展服务的。其次，专营权应该公开转让。如经销香烟的专营权，为什么只给这个人而不给另外人？应该通过拍卖或摇号的方式来产生。烟花爆竹的经营权到底给谁？也要通过摇号或者拍卖，这才体现公平。国有资产转让应该通过产权市场公平交易。房地产、三产用地作为稀缺资本应该通过招投标或拍卖获得。现在我们有那么多部门都办了房地产公司在搞经营，这些同志别的没有什么特长，但搞房地产却成了专家。就是靠廉价获得的土地，然后转手倒卖。这叫什么公平经营？以至于外地房地产公司到杭州来经营很困难，因为他拿不到地；就算拿到地，因没有关系也拆迁不了；即使建起来了，也由于土地成本与前者不一致而无法与之竞争，这就是不平等交易。

第三，要保护产权。公平交易、自由交易的前提就是对产权的保护。如果个私经济的权益不能得到保护的话，就不能进行公平交易。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保护公平交易，保护合法权益。 当前个私经济的权益是尤其需要保护的。如果政府不去保护，他们就会寻求黑社会、地痞流氓来保护，这些人是要收“保护费”的，这等于增加了投资者的经营成本。如果收了“保护费”才能受到保护的话，这个地方的投资环境恐怕只有“武林高手”才会来投资，这就大大限制了创业的自由度。谁会干扰个私经济业主的合法权益呢？一是有权的单位；二是干部的私利起作用，敲诈勒索；三是地痞流氓。所以政府的职责当然就是保护产权，维护交易的自由度。

四、自由融资

个私经济资本结构是多元化的，一部分钱是自己的，一部分是向亲戚朋友借来的，一部分是股份，还有的是向银行贷款的。前面我讲到，一个地方工业产值达到60亿元时，银行贷款只有5000万元，那个私企业靠什么来融资？一是因为它有特殊的产业组织，生产链之间是由“集群”中的同质企业连在一起的，现金流量需求很少；二是靠民间资金的融资。个人如果有信用，向亲戚朋友借、向同事借是很容易的。现在温州就是这样，如果大家认为某个人是有信用的，尽管他个人资产只有300万元，也可以融到1000万元的资金，可以在几天之内办妥一切手续，而且是长期融资，五年期的。个私经济融资的难易程度决定了其初创规模，因为初创时期能筹到多少资金，就能办多少事，也决定了企业成长速度的快慢。一般来说，个私经济需要的资金量少、面广、时间紧、频率高，今天借明天还后天再借，借了还，还了借，频率很高。这么一套操作办法让国有商业银行的“老爷”很难适应，国有商业银行往往在办理信贷方面环节多、手续繁、时间长、授信额度小，一般都需要几个月的周期，等拿到这笔钱，商机可能已经过了。

对政府来说，目前要完善几件事情：

一是理顺抵押手续的办理程序，指定一个单位，抵押物只经一家认证。现在是土管局、房管局、工商局都可以认证，结果是“群龙无首”，没有一个单位落实，搞得个体户无所适从。抵押物认证办理时间要缩短，手续要简便；抵押物证照转让要方便、收费要低。前一段我们市区的门牌号变换了一下，厂商的产权证也要随之变更，我们一些部门就要征收换照费，要根据资产总额的百分比来收费，这就苦了厂商了。

二是健全个人信用。现在上海已经搞了个人信用的档案制度，即个人向银行借了多少钱，还了多少钱，个人收入是多少，由自己申报，银行根据个人信用进行核查后给予无抵押贷款，最高可贷到500万元。个人信用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的整体信用取决于城市和企业的信用，城市的信用取决于个人的信用。只有每个人都有了信用，信用值钱，交换才会无欺，交易成本才会降低，市场经济的运转才会顺利，个人的融资渠道、个私经济的创办就会比较方便。

三是中介机构应该与政府脱钩。抵押物拿到银行去，可以由银行估价，它估了就算数，一般根据价值的75％给贷款。但有些部门的政策违反了“评估自愿”的原则，单方面要求抵押物必须经过他所指定的专门机构估价，不评估不得抵押。评估自由丧失了，自由融资就不可能。

四是建立多种形式的担保机构。为什么要讲多种形式？就是指不论个体户、国有企业和社会团体法人都可以兴办担保机构，给个私经济、高新技术小企业提供担保，只有这样才会形成公平的竞争。

五是建立风险投资。各类企业都可以兴办风险投资机构，都可以办“孵化器”。

六是在个私企业引进过程中，要注意空间上的集聚，让他们之间的商业信用链条发挥作用，减少对外部资金的需求。

这些措施都能够扩张融资自由度。当然，二板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也都是融资的良好渠道。

五、自由择业

个私经济是百姓经济，其特点就是在初创时期，往往把生活、生产、经营、创业的场所一所多用，这就是浙江人的经营特点。浙江人无论是在浙江，还是在国外都是一样的，他们工作的地方就是生活的地方，生活的地方也就是工作的地方，在法国、意大利也都是一个模式。 当然外国人是看不惯的，乱七八糟的，但他们就是“睡睡地板，当当老板”，醒来就干活，累了就睡。如果按照我们现有的许多规范去强制审批，反而妨碍创业。

自由择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让个私经济自由选择经营场所。比如说他自己的住宅可以用于经营，经营场所可以分散，不一定集中在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提供创业大楼、工业园区、闲置的厂房。违反环保规定，自有法律限制，环保部门会找他。

二是自由选择用地的方式。如租用、受让、农用地租用、土地入股等，多种形式都可以让个私经济来选择。个私经济选择的范围越大，创业空间就越大，创业成本就越低。

三是自由选择入户的方式。可以根据投资额或向地方政府缴纳税收量，来确定办理城市户口的数量。个私经济引进的一些能人如工程师、大专以上的毕业生都可以在杭入户，可以直接申报入户；也可以先拿到蓝印户口，过两年证明有创业能力再办理正式户口。这就提供了多种入户方式，使个私企业有自由选择的范围。要让个私经济赚了钱就地转化为生产力，或者就地转化为消费，赚得来，也用得出去，这对城市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现在，个私经济发展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创业场所问题，特别是要发展都市工业，就要解决用地问题。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孵化器”，许许多多的商业、半成品供应、信息、金融机构聚在一起，为个体户成功创业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但也有个不利条件，就是缺乏空间，这就要解决空间的问题。怎么解决？土地稀缺的新加坡、香港就是提供创业大楼，十几层共用一个货运电梯，每层都是框架结构，房间可以灵活分割，可以租也可以买，房子也可以入股，非常方便投资者兴办都市工业。我们有的区、县政府已把招待所改成了“孵化器”、创业大楼，许多闲置厂房也可以搞。

什么叫都市工业？都市工业有四个非常明显的相关性：一是人们生产生活日常需求的，不是乡村生产的东西挪到城里来就行的，而是要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二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产品，如装饰业、服装业，当然要就地布局。三是满足外来游客需要的。如我们经常讲旅游商品生产很困难，杭州的旅游商品搞了几十年，不外乎剪刀、扇子、茶叶，再加一块丝绸。老是由杭州人关起门来自己搞，很难有创新。今年，我们采取向全国征集旅游商品的办法，结果送来商品参加评选的共有212家（人），送审的样品有300多个品种，共计900余件。这些旅游商品都围绕杭州的主题进行生产，销售也在杭州。现在每年来杭的国内外游客达到2250万人次，如果每10个游客中有一个人买一件旅游商品，那就是225万件，如果每一件旅游商品的价格是100元，那就是2.25亿元的销售额，这个市场相当大。四是环保生态产业。

这四个相关产业，都是都市型工业必须引进发展的。这就需要为不同的都市型产业提供不同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引进个体私营经济，在当前建设用地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先划定科技工业园区，以科技工业园区的名义上报批准，统一征用土地，个体私营经济一进入，就提供发展用地。因为以特色工业园区、科技工业园区上报，能够作为重点建设项目予以立项，从而可以申请取得统一的用地指标。这些都是政府要为个体私营经济创造置业空间必须要做的工作。

六、自由转产

在一个成熟的聚集体或者企业集群中，成功企业的扩张与失败企业的转产，是非常容易的。如一家企业今年没有订到货，则企业的设备、资产、厂房及技术、人才，甚至所拥有的合同，都可以转让变现。变现以后，马上可以转向另外一个行业领域，可以方便地从一个行业退出，转向另一个行业重新创业。这就是自由转业所带来的优势。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倒闭了以后不仅退不出来，而且连破产也较难实施。像杭州盾牌链条集团，停工已达3年时间，位于三墩镇的厂区野草长得一人多高。杭二棉将没有开箱的进口设备堆放在露天里，直到锈迹斑斑完全失效为止。这固然有机制的问题，但也说明杭州的设备、厂房、资产的自由转让度实在太低。企业失败了，资产、设备退不出来，有效的资产不能盘活，业主的创业成本就降不下来，对社会总体财富也是一种损失。资产转让的自由度低，在国有企业表现为三项资本占用过高，这对个私企业就要倒霉了。在资产退不出来的城市，谁会来投资？所以一定要完善产权交易市场，特别是知识产权的转让，是当务之急。在温州，什么东西都可以有价转让。某企业聘请一位上海的工程师，虽在某一方面有特长，但在某段时间内企业还用不着，就可以把这位工程师有偿“转让”给其他企业。甲企业获得了打火机的生产合同，但目前暂不生产，就可以把这份生产合同转让给乙企业，收取转让费。知识产权、无形资产的有形化、价值化，转让过程中非常便捷，这就使得任何脑力劳动成果都可以变为资金，都可以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使得个私经济的创业空间特别地宽广。如果在我们这里，什么都不能变现，只有政府规定的那几样才能进入产权交易市场，这就大大约束了个私经济的创业空间。

七、自由用工

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几个领域对生产力的作用非常大，一是劳动力市场，二是资本市场。因为目前劳动力和资本的市场化程度还非常低。哪个城市如果能使这两个方面的交易成本下降，哪个城市的生产潜力就会得到进一步发挥。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使个私经济在这个城市自由地选择用工方式。个私经济的用工是很复杂的，第一种最高等级的用工是合伙人，请了一位工程师，不是作为打工者，而是给予期权，若干年以后，这位工程师就与企业主平起平坐，同样成为企业的股东，拥有10％—20％的股份。这是最高级的劳动力。第二种是固定工。第三种是半固定工，雇用期限一般在2—3年。第四种是临时工、季节工。一接到生产订单，临时招用一批工人，生产任务完成后，这批工人就解散。第五种是钟点工。就是每天到企业工作几个小时，甚至在家庭里承接简单的配件加工。以上这些用工方式，如果按照我们现有的用工制度要求，是不予承认的。现行的用工制度，企业一旦招用工人，就得签订劳动合同；如果辞退工人，还得支付补偿金。同时工人进入企业后，所有的工人都得缴纳养老保险金等。如果是个人独资企业，还要成立工会。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些用工政策，是不符合自由选择用工的方式。

目前，一些城市已逐渐认识到非正式就业的巨大潜力。在有些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农民大量地从农村转移出来，而社会能够保持稳定？国外有学者对此作过分析，认为是非正式就业在起作用。就像我国有9000多万农民进入城市，从事保姆、裁缝、修鞋、卖眼镜等各种各样的工作，反正是什么活都干，以小时计。像这一类的用工，就是非正式的就业。恰恰是这种非正式的就业，弥补了我们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不足，为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也为个私经济的灵活用工制度提供了劳动力来源。

个私经济的用工，要求弹性大、成本低、岗位多、变化快。但是现有的劳动用工制度，一是固定化的，二是要缴纳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而且这三类保险要缴足。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个私经济就可以不缴养老保险，个私经济中的固定工还是要交养老保险的。但是，有些个私经济是按订单来组织生产的，是订单经济。如某企业接了一批纺织品的订单加工业务，需要招用一批纺织女工，生产工期2个月，任务完成以后，这批纺织女工就散伙了。劳动部门要求企业为这批纺织女工缴纳养老保险，这就勉为其难了。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劳动部门还规定，如果企业不招本地工而招用外地劳动力，招工企业还得缴纳用工补偿费，并须在年初提出招工计划，向劳动部门申请批准，一年审批一次。市场是在不断地变化的，个私企业怎么能预计全年的用工需求？再是一些国有企业改制后成为个私经济了，如仍然按照以前的管理方式，企业职工的工资总额需经劳动部门审核，什么时候增加工资，增加多少，由劳动部门发文确定；高温季节到了，又发一个文件，增发冷饮费多少，诸如此类等等，个私经济感到莫明其妙。其实，许多国有企业都已取消了这一类政策。如上海的宝钢集团，它把职工的所有收入包括住房公积金、冷饮费等全部纳入工资中，不再为增发其他收入下发什么文件。所以，我们目前的这一类运作方式，与个私经济创业的自由度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

当然，上有政策，个私经济也有对策，但这样做成本很高。意大利是一个个私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它曾遇到的问题就是套用了法国的规定，即10个人以上的企业，必须成立工会。企业一旦成立了工会，业主不经工会的批准，就不能解雇工人。怎么办？意大利人就采取这么一个办法，一旦企业的用工人数达到10个人，就将企业分立为两个企业，两个企业各自发展到10个人以后，又分解为4个企业，使得每个企业的用工人数都少于10个人，也就都不必成立工会了。所以企业成立工会，还是要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没有自由的用工制度，是当前个私经济在城市发展中的极大障碍，这个必须要加以改进。

八、自由扩张

自由扩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兼并。企业兼并是市场行为，绝不能用行政手段来“拉郎配”。我们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引进一家个体私营企业，又硬要将本地的一家企业搭给它，称之为“好坏搭配”。好像买一件好商品一定要搭售一件伪劣商品一样。这往往极大地阻碍了外地企业创业的积极性，使他们背了很大包袱。须知，企业的兼并和扩张，本身就是市场等价交换的过程。

二是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是企业自然演化的过程，是自我完善的过程。有些同志强调企业要科学管理，认为将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放开，成立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形成“三驾马车”互相制约，就叫科学管理。实际上这只是抓住了标，而忘记了本。本是什么？本就是以最低的成本进行生产，对人力资本激励程度最大化。科学制约，有效激励，这就是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要达到的目的。为什么要把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呢？为什么要建立“三驾马车”呢？主要是为了解决委托代理成本问题。因为业主虽然拥有产权，但由于其经营无法顾及或者是对这一行业不懂，所以必须聘请其他懂行的人来经营。但是懂行的经营者往往与企业的所有者不是同一条心的，经营的目标是不一致的。所有者追求的是投资尽快能获得收益，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经营者追求的是个人效用最大化。这两个最大化可谓是“两驾马车”，必须要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如何结合？就是要以最低的成本把他们捆在一起，这样，法人治理结构就产生了。这个法人治理结构，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并不是说这个结构天生就是合理的。

反过来看，许多家族制企业，也有优势。企业组织结构演变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家族制仍然管用？如在我市拱墅区投资设立大型超市的法国欧尚，名列世界500强，就是一家家族制企业。家族制企业具有以下几个优势：一是成员之间、经营者之间的监督成本很低，他们既是经营者，又是所有者，相互之间的经营目标一致。相互之间的血缘关系，也是一种信用关系，相互之间信任、了解。二是收益非常直接，主体明确。就如农民承包责任制，交足了集体的，留下的就是自己的。家族制企业也一样，交足了国家的，发足了工人的，留下的就是自己的。三是决策非常快捷。今天获取了一个市场信息，当场就可以拍板决定，不必经过董事会讨论、股东大会表决。具有这三种优势，只要经营者有能力经营，就不能强制要求企业把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搞什么三权分立。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经验，硬套在个私经济头上。社会主义发展也要经过初级阶段，家族制这一企业组织形式本身还可以存在，还可以发展，有着合理之处，应当有一种扩张上的自由度，不能想当然。

前面讲了个私经济发展需要给予几个方面的自由，自由当然是有前提的，前提是什么呢？那就是法律。法律本身并不是限制自由的，而是为了保障自由。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洛克曾经说过的：法的目的，不是要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要保护和扩大自由。任何一个人在法律上的自由，始终是以别人在法律的服从为前提的，它在法律上的权力，就是别人在法律上的义务。我们只有真正依法办事，才能公正地为个私经济创造创业的空间。当前《城市规划法》、《土地法》、《环保法》、《产品质量法》、《劳动保护法》等，构成了创业自由的框架。但仅仅限于这些法律而已，任何部门都不能随意乱加其他条条框框，也不能因为部门的利益，对这些法律的执行予以扭曲，更不能因为当权者个人的利益，使这些执法发生异变。干部的廉洁，是执法的基本保证；而执法的公正，就是为个私经济提供最大的创业自由度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