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Clusters）是到处都存在的现象。它由众多中小企业在某一地理空间聚集的集群，与创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既是许多创业者成功创业积累的结果，更是创业得以进行并取得成功的载体。集群化能够大大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和交换成本、有效地促进个人创业。

根据集群理念，如何构筑集群创业的支持系统？概括起来讲，就是建立“广义孵化器”。实际上，企业集群就是个人创业最好的孵化器，因为它最完备，是经过自然淘汰而形成的。如果说企业集群这个孵化器是自组织系统的话，那么政府办的孵化器就是被组织系统。政府办的孵化器，绝大部分只是提供一个创业的场所，如果把这个场所设在集群中，因共生的外部经济性，其孵化能力可以放大许多倍。造就新的企业集群或者保持原有集群的繁荣，就是培育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我们以前是不自主地这样做，现在我们能够自主地认识到这一点，支持个人创业就更有针对性和效率了。以往，我们没有认识到浙江经济发展的奥秘在于企业集群，而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要培育企业集群、发展块状经济。培育企业集群，首先要了解导致集群衰落的原因。

1、集群衰落的几种主要原因

一是技术上的断裂，抵消集群原有的许多优势。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经过几十年繁育，已经形成生产木制和钢制的高尔夫球和运动器材的集群，产量占全球的40％多，当时世界各地都到新英格兰去购买运动器材。但当新技术兴起时，加利福尼亚州的企业采用先进的合成材料（碳纤维、工程塑料）生产这些运动器材。如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杆，以前是用钢或木头做的，现在采用碳纤维做，重量很轻但强度很高。而新英格兰地区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有很好的木材，仍旧以木头来制造运动器材。技术上的断裂，使该地区原有的各种优势几乎全部丧失，运动器材的生产基地就移到了东海岸了，西海岸的集群就衰落了。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不是偶然的，一旦技术上出现了突变，而集群内的创业者还是固守原有的技术，那这一集群肯定走向衰落。虽然新英格兰地区盛产世界上最好的木材，又有传统的制造木质运动器材的技术、品牌和劳动力，但由于技术上的断裂，却无法面对加利福尼亚州的竞争。

二是消费者需求的转换。在日本的东京都，曾经集中了8000多家机械零部件加工企业集群。不管零部件加工的技术怎么精细，只要客户提出要求，就可以满足。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集群区被日本经济学家称为“日本技术的基石”。日本的产品质量之所以好且精巧，就是由于有这个集群的存在。但后来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控机床出现，零部件采用了柔性制造技术，而不需要大批熟练的工匠来制造，所以这个集群就衰退了。就如晶体管代替电子管一样，哪怕电子管做得比晶体管还小，耗电量还是很大，所以电子管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三是僵化的体制。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原材料过分管制及对科技人员创业的限制，这些都会引发集群的衰退。为什么硅谷没有出现在波士顿地区？波士顿市是杭州的友好城市，有60多所大学50多万在校大学生，著名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都在这里。而且波士顿是美国发源地，300年前的美国建筑只有在波士顿才能看到。为什么波士顿集中了那么多的科技力量，那么强大的研究机构，而硅谷不在那里出现呢？斯坦福大学有位研究城市规划的专家萨克斯·尼安（Anna Lee Saxenian），写了一本著名专著《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即任何新的体制只能在旧体制势力薄弱的地方扎根发芽。技术创新的根源是体制创新。技术创新是人的创造性、主动性、积极性高度发挥的产物。也就是说，给一个人以充分自由度的时候，他的智慧才能迸发出来。这就是体制创新的目的。在旧体制重叠的地方，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不可能有效地发挥的。在技术创新方面，过去的国有企业是无法与国外企业竞争的。论资排辈，熬年头论工资福利，而不是依技术创新成果按劳取酬。这样的体制束缚了科技人员的心智和创造性。所以，僵化的体制会窒息集群。

四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如某地一企业集群原本发展得非常好，生产成本很低、竞争力很强。当地政府有人做“好事”，在离这一集群很远的地方，建设了一个工业区，一道行政命令，要求这一集群内的企业全部迁入这一工业区。这些小企业只好服从。集群内的这些小企业，本来采取的前店后厂作坊式的生产，生产一颗螺丝钉成本只要一厘。迁到工业区，既要买厂房，又要交水电、配套费等，这样加起来，生产一颗螺丝钉成本就变成了一分钱。零部件生产成本上升了，这个集群也就失去生命力了。有人提出，像硅谷地价那么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高技术小企业存在并没有出现衰退呢？这是因为硅谷的企业是自然演化而成的。如UT斯达康公司是由三个中国留学生创办的，产值已达30亿元，它在西雅图和硅谷都设有技术研发中心，在硅谷的技术研发中心只有1500平方米，而主要生产车间和主要的研发中心设在杭州。虽然硅谷房价很高，为什么还要在硅谷保留小规模的技术研发中心？这是因为保留合算。把生产车间转移到杭州来也是合算的，因为没有政府的干预，是自然的转移，付出这个成本与其创新的便利性能够平衡。而政府一旦干预，就会把这一平衡打破。所以，在许多事情上，企业要比政府聪明得多。

2、政府合理扶持的要点

一是推行自由企业制度。给创业者最大的自由度，一地的经济就会繁荣。如是限制创业者的自由度，那就会衰退。鼓励个人创业，政府应该提供八个方面的自由度，即自由进入、自由经营、自由交易、自由融资、自由择业、自由转产、自由用工、自由扩张。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扫平创业障碍。这些障碍是由谁造成的呢？大都是由政府自己造成的，这也是一个自我认识、自我革命的过程。只有把创业的自由度扩展了，才可以激发集群内部的变革，从而提高集群对外部变化的适应性，保持和促进集群的繁荣。

二是引进和培育技术源。留美学者李志能认为：（1）扩展现有技术领域中的技术群体（如技术拓展功能、大学城）。杭州要在五年内投资260亿元，兴办中国最大的大学城，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大学城占地30平方公里，共分三个大学区，在校大学生要从现在12万人增加到35万人。大学本身就与创业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而且大学思想活跃而不保守。35万大学生相当于现在北京在校大学生的总数。（2）积累已有技术群体的数量，加速知识积累的过程。每个企业、团体、组织都要成为学习型的企业、团体和组织，我们的城市要成为学习型的城市。（3）重新整合已有的技术群体，实行技术重组和体制创新。原来的科研院所、国有企业都要进行产权制度变革。我们的大企业、大学为什么与风险投资格格不入？主要原因是我们固守学校这一层关系，认为学校办的企业就归学校所有，风险投资介入学校办的企业，就只能与学校发生关系，信息的传递经历了从学校校长到院系主任、系主任到教研组、再到教授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已经所剩无几，而且企业获得的收益，通过这么多层次瓜分，最后到实际参与创业的教授，已是沧海一粟了。在美国，大学去办企业绝对是天方夜谭。只有学校的教授、研究生个人办企业。企业也不会与大学签订合同，而是直接与教授签订合同。大企业有了一个创造发明，如何引进风险投资？风险投资要与创新的个人结成伙伴，或者把创新团队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企业，然后引入风险投资进行包装。不然一个大企业有几亿元资产，而风险投资只有几十万美元，两者怎么组合？风险投资的介入就是要主宰、控制新成立的企业，凭其知识、经验与企业的创造发明结合在一起，形成互补结构的新企业。风险投资家一旦发现技术原创者是僵化的，就会把他更换。只有把原创技术的预期收益落实到个人，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体，才能与风险公司组合。否则就是捐献而不是投资。

三是扩展社会组织的维度。创业支持系统涉及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交流。为什么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只有5％。主要是因为市场化程度低，但更重要的是非市场化的交流渠道太少。科技成果的交流一般通过三种网络：（1）购买者和供应者之间的供求网络；（2）解决技术创新难题的网络；如萧山网架占全国同类产品36％的市场份额。深圳的高科技展览会馆建设就是由萧山的东南网架公司承建的。萧山网架企业与浙大机械系的教授有着密切的关系。浙大教授为公司提供网架结构设计，并在公司中有个人的股份。（3）非正式的交流网络，包括职业协会、学术会议、论文著作出版、咖啡馆、茶馆等等。在硅谷，有许多技术创新者在咖啡馆、茶馆、学会里乱侃，他们在相互交流中获取创新的灵感。有时，会在无意识的谈话中萌发出创新的火花，发生突变，解决了自己在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人的大脑的信息传递系统也是混沌结构，外面进入一个新的理念，会在大脑里面形成风暴，新的创意就有可能出现。实践证明，技术性质越具基础性、越隐性、越综合、越丰富，集群的技术创新所需信息量就越大，非正式网络作为支持系统的作用就越重要。杭州城里的茶馆也非常多。马云曾对我说：我们公司开董事会、技术创新会就选择在茶馆举行。通过互相交流，形成头脑风暴，萌发出许多有创意的东西。现在，阿里巴巴网站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佳的BtoB网站，会员扩展到80万。在整个纳斯达克市场走低，许多网站关门的情况下，马云把公司的总部从北京迁往杭州。他认为，杭州具有硅谷这样的交流渠道。

四是培育中间产品市场，优化零部件供给与研发，促进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浙江模式”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有一个中间产品市场。比如生产打火机，从原材料到成品，中间生产过程是无序的。螺丝钉、弹簧、压电陶瓷等零部件，由许许多多家企业生产，并在中间品市场进行交换，组装厂就在这一市场上择优选购零部件。进行组装。温州的低压电器零部件工厂，以前厂前都有一个很大空地摆放零部件，生产同样的零部件有很多厂家，大家互相比较。但后来这一零部件的有形市场慢慢衰退了，大家认识到通过上网、广告这种途径就能进入这个市场。市场不一定是有形的，只要能找到供货商、找到合作者就行了，至于用什么办法那是另外一回事。

五是产业政策应是催化剂或粘合剂。政府在制订产业政策时，容易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自以为比企业聪明。其实市场最聪明，企业次之，政府最“笨”。市场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企业瞄准需求变化不断地跟进，政府想到的是如何增加税收。但是，政府中有许多同志，特别是权大位重的，总觉得自己比企业聪明，到企业瞎指挥，说你这家企业应生产这个产品、而不应该生产那个产品。如果照他的要求去生产，企业肯定完了。主管企业技术部门的领导，到企业检查工作，讲得最多的话，就是你们要创自己名牌，长民族的志气，开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说白了，这是一个陷阱。本来企业做计划时，技术水平提高了一个等级，已经虚化了。到了向当地领导汇报时，又进行了夸大。主管技术的国家部门的领导根据夸大的汇报，再鼓励企业进一步夸大，结果吹出了一个肥皂泡来。如果真的按照这个肥皂泡去做的话，那就彻底完蛋了。例如国产手机与国外先进的诺基亚、摩托罗拉相比，差得很远。我们当前应该采取的措施：暂且不提民族志气，首先是要求得生存，要与国外的企业捆在一起共存亡；不轻易下过多的本钱打自己品牌。没有技术能力、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作支撑，这个品牌只不过是个烂牌子；而且也不是技术越高越好，没有市场前景的高技术不要盲目去追求。在技术硬件上，我们只能是跟进，盲目认为自己的本领比国外公司还高，目前仍是不现实的。所以，政府部门的领导要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把握市场动向的低能儿，不要对企业去发什么宏伟的指示。不然的话，吃苦的是“听政府话”的企业。

现在已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企业要坚持走自己的路，要与同类型的企业组合在一起。台湾的新竹工业园区与我们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有很大区别。首先，在台湾的新竹工业园区，同类企业高度集聚，电子、计算机零部件企业达到99％，而且许多企业是由原来的企业裂变、孵化出来的。而我们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是五花八门，有化工、医药、电子等，只要认定是高科技产业，不论其是否具有专业关联性，人为地拼凑在一起。其次，新竹工业园区内企业与企业之间是互相开放的，企业共用技术平台，虽然产品不一样，但设计的软件接口是通用的。杭州发展软件产业是大有希望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软件公司都有一个与人配合的理念，即使一家有惊天动地的发明，也会考虑到怎样与别人共存亡，怎么样利用人家的单元系统并组合在我公司的产品中，要么提供一个主件，要么提供一个平台，这就是“集群强大我发展”的理念。但我们许多开发区里没有这个概念，特别是国有企业多的地方，企业之间老死不相往来，都想自己做大、自成体系，不开放。

六是变革城市规划的理念。1933年，世界上许多城市规划专家、建筑专家会集雅典，提出了《雅典宪章》。现在，我们在审批规划时，还是用《雅典宪章》的原理。它强调城市功能分区，工业区就是工业区，居住区就是居住区，功能截然分开。《雅典宪章》提出的背景，是基于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进入萧条期，工业区污染日益严重，为了改善、优化城市的环境，提出要把城市工业区与生活区分开，实现功能分区。从此以后，城市规划理念中，人为地、被组织的概念大大增强了。人类把自己当成神去设计城市。这就导致两类城市的分化：一类是城市功能区混杂，但能与企业集群、自组织演进相协调。这类城市虽然看上去有点混乱，但经济繁荣。另一类城市是理性的、高雅的、有秩序的、机械循环的、特别是鸟瞰非常漂亮的、等级制非常分明的，这类城市经济发展往往是比较萧条的。如杭州市的友好城市——堪培拉，整个城市的规划是由美国著名的规划师格里芬中标设计的，他设计的城市有一种非常壮观的美，实行明确的功能分区，城市非常漂亮，堪培拉市中心还有个以他名字命名的人工湖，但这个城市很萧条。堪培拉市市长到杭州访问，竟然羡慕杭州公共汽车上有许多人。他们那里的公共汽车上往往只坐了五分之一的人，五分之四的座位是空的，城市缺乏人气。功能分区很鲜明的布局，把企业集群作为有机体割裂开来了，使得企业的创新成本极为昂贵。硅谷地区虽然看上去杂乱无章，住所的和研发机构往往混在一起，却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创新企业集群成长的沃土。

七是优化高新技术园区创业环境。（1）人才培育的爱尔兰模式。爱尔兰是世界上最大软件出口国，它的人才培养模式就是专才培养。从初中生开始就能编写计算机软件，形成了高、中、低三种软件人才合理分布的金字塔结构。（2）创业资金的扶持与奖励。我们现在已设立了四大基金：种子资金、担保资金、风险资金和奖励资金，对科技人才创业前推后拉进行支持。（3）提供专业化和多元化的孵化器，而且孵化器就设在集群中间。如杭州市新设的IT产业孵化器都在文教区内的文二街、文三街和浙江大学附近。（4）营造好的生活环境。生活环境非常重要，只有好的生活环境才能吸引人才。（5）提供创业场所。必须为初次创业者提供比较廉价的创业场所。诺基亚研发中心即将到杭州来设立机构，由市政府提供场所，免费使用两年；对北京华大基因，则采取了让其免费使用场所五年的政策，所以集中了一批国内外高水平的科学家。（6）承包式服务。创业者，技术上可能是专家，但对诸如装个水龙头、申请安装电话、装修房子等可能一窍不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就要为他们提供承包式的服务。

总的概括：

政府（公）与创业者（私）协同的三个层次模式：

一是创业者提供税收，作为政府的收入。政府将税收转移支付，以最低的成本、最大的效益，为创业者提供安全、环保、基础设施、司法仲裁等日益完善的生活工作设施。这个层次是宏观层次。政府要追求最大效益，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

二是创业者创办的企业与政府创办的国有企业或服务性企业、基础研究性单位共存，并通过股份制或金融证券市场相互融合，“公私”合营，相互持股。所以，对有些高技术企业，政府要送钱、贴钱、补钱，道理就在这儿。这个层次是微观层次。“公私”合营不是占有资源，而是培育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更应如此。

三是政府遵循集群的演进规律，为创业者提供有效服务和选择有利的制度安排，并成为集群中的一个功能单元，在与创业者平等交流、联系过程中不断自我完善。政府要有自我反省意识，虽然自己是一个在市场需求或者技术创新方面的低能儿，但是能做企业一家做不了，做起来不合算的事情。所以“公私”协同的第三条道路，就是政府与集群的关系。我们既然能够自主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提出“创业在杭州”就很有底气。因为我们比人家认识得更早，比人家更能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低能在什么地方，如何去弥补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去替代它。

（此文节选自仇保兴市长2001年9月16日在面向二十一世纪创新创业系列高级讲座上的演讲——集群与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