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保兴市长谈教育事业的发展

教育是一种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受益面极为广泛的社会事业，它比之于其它任何事业都更需要整合全社会的各种资源推动其发展。这些资源中最重要的，可归纳为以下三种：

（一）加大行政推动力。

说到行政推动力，大家都明白，许多校长和教育界同志提意见时首先就会想到要政府扶植、财政给钱，这是无可非议的。作为党政的主要领导，加大行政推动力度这个思想观念一定要确立。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把教育搞上去，宁可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些速度，也一定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因为教育事业的发达程度标志着未来经济的发展速度，未来的速度如果与现实的速度有矛盾的话，还是要牺牲现在的速度来换取未来的速度，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因为未来的速度寄托着中华民族后发优势的全部希望，也是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需要。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有远见的、成熟的、合格的领导，必然是重视教育的领导”。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有党政领导都应该有“教育情结”，切实把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到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我们不少人参观过诸葛村，诸葛亮留给下一代一句话：“不为良相宁为良医”，所以诸葛后裔很多人就从医了。现在，我们的各级领导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树立“不为良相而为良师”的观念，应该树立大力推进教育发展的观念。在这次会议讨论中也有同志提出，要用拆违的手段，用铁的纪律，用铁的手腕来发展教育。我以前还真没听到过这样的话，这说明我们已经有紧迫感，我们的行政推动力在这方面不是减弱了，而是大大地增强了。我们每个领导同志都要思考如何“以权谋教”，这既是高尚的，也是教育超常规发展所必须的。

（二）启动道德感召力。

要在全社会启动道德感召力，就要进一步确立尊师重教的观念。道德的感召力在我们江浙这一带形成得是比较好的，素有尊师重教的好风气，学校现正逐步成为人们心目中很神圣的地方。15年前我在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在当地教育工作会议上说的一句话，得到了与会者长时间的鼓掌。我当时说：不管哪个学校，如果出现外面的流氓来学校闹事，我肯定在24小时之内进行处理。因为那时学校就像是一块唐僧肉，谁都可以来宰一块。而现在社会对“尊师重教”的要求已经从“生理安全”的初级阶段脱颖而出了。所以，要在全社会形成进一步确立尊师重教的观念，并赋予它新的内容。另一方面还要确立大教育的观念。教育的含义是非常广泛的，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地方认为自己精神文明建设搞得好，而尊师重教的风气没有形成，或者说教育没有得到超常规的发展，我看该地的精神文明建设还没有真正搞好。古时的“诗书传家、尊师重教、有教无类”等等思想都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这些文化是我们全世界华人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础。因为华侨就非常强调尊师重教，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其中尽管存有封建的糟粕，但也说明了对教师的尊重。社会道德的感召力对教育事业发展是一种强大而持久的推动力，对此我们还是要弘扬，不能因为我们批判传统教育、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批判那些封建思想，就把我们道德感召力搞没了，这是不对的。只有真正启动尊师重教的道德感召力，才能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向教育倾斜，才能调动各行各业、社会各方面助教的积极性，实现教育事业超常规和超前的发展。

（三）培育市场配置力。

市场配置力是曾经被我们所忽视的。现在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资源要通过市场来配置。如果说现在的教育资源还有相当多是通过行政来配置的话，那将来行政配置的比率将会越来越小。随着市场的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教育作为社会大众的一个主要投资门类，市场配置资源的比例肯定会越来越高。认识不到这个规律，就只是形式上的尊师重教，而实际上会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绊脚石。早发现这个规律，我们的教育就会早获得超常规发展的动力。所谓超常规，超在什么地方？不是超在我们的财政投入比人家投入多，这往往是不现实的，因为各级财政一般都是吃饭财政，要对教育投入增长过多是很困难的。超常规发展，就要超在你对市场机制利用得如何。从经济学角度讲，教育作为事业或者作为产业就是提供人才产品，也就是培养人，这个产品既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也不是私人产品。政府存在就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所谓公共产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两个基本特点：（1）价格是垄断的，没有讨价还价之余地。（2）资源的享用是非排他性的。这后一条更重要。一个人消费该种公共产品，并不排除其他人对该种公共产品的消费，甚至也不减少其他人对该种公共产品的消费。举个例子，无线电台播出的节目，人人都可以拿着小收音机收听，而且不用收费；道路也可以无限享受，我们在一公园到六公园修条马路，人人都可以走，没有任何人可以排斥在外，这就是非排他性，这就是公共产品的特性。从公共产品的经济学定义来看，很明显，许多种类的教育并不符合。

首先，纯粹的公共品教育是很少的。义务教育、特殊教育、以广播电视为公开手段的全民教育，这三种教育可以算是比较接近纯粹公共品。人人都要受义务教育，残疾人要受特殊教育，广播电视教育人人都可以收看，这就具有非排他性。

其次，目前的高中阶段教育是难以符合非排他性的。由于资源有限，现在还不能达到每个人都可以享受高中教育，使得只能选择一部分人读高中，有一部分人不能读。所以无论是高中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就只能是一种准公共品的性质。也就是说一些人享用了这些教育服务之后，至少就减少了另一些人对这些教育服务的享用。从社会提供的能力来看，必须有相当一部分的高等教育是由社会团体提供的。有的同志会认为是不是因为我们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比较穷，一些高等教育还必须要有社会来办，由私人来提供？不是这样的概念。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就是人均收入比我们高十倍的国家，私立大学还是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是一个长远的趋势。从现阶段来讲，政府所能提供的财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所要的教育事业超常规发展，绝不是政府财力投入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所能支撑，这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基数再大，再提高1.5个百分点也增加不了几千万元、1亿元。现在要办一所民办职业技术学院，没有8千万元的资金准备，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连一个学校都办不了，还能靠单纯依赖每年提高1或1.5个百分点的财政投入吗？

第三，现在社会对就业的需求、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多的教育需求就等于教育脱离了公共产品的特性。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特性，就是整齐划一、垄断、非排他性。现在科技人员要进行继续教育，读了一个学位还不够，还要再读第二个专业；工作以后重新去进修，参加成人教育中的专业培训等等，这些都需要相应的教育设施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满足不同专业的需要。但是，这些越来越丰富的、各种形式和不同偏好的教育需求，不是哪一个政府所能完全提供的，而必须要全社会来提供，这便造就了全社会办教育的需求基础。在这样一种全社会需求基础之上，我们要实现教育事业的超常规发展，必须要有四个方面的突破：

一是要突破以政府资金投入为主办教育的束缚。如果思想观念上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来办教育，那就不可能获得超前发展。但这种观念在我市还有相当的影响力。现在浙江省域范围内办得比较成功的几所民办中学、外国语学校和民办大学，没有一所是我们杭州市办的。我们必须要看到自己的落后，应该急起直追了。杭州作为省会城市，在这方面应该感觉到自己与先进城市存在的差距。以政府投入为主发展义务教育是正确的，但是对其它类型的、非公共品生产性质的教育来讲，那就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把高中教育、高等教育也限制在政府投入为主的框框之内，这就会束缚我们发展的手脚，就不可能有突破性的进展，也就无法实现高中教育普及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更是拖累了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化，因为有限的财政资金分流投放只会顾此失彼。

二是要突破本地社会资金不足的束缚。有的人认为，我们本地没有那么多资金，老百姓也没那么多钱，怎么向社会筹集资金？当年金华筹办理工大学（现称职业技术学院）时，省里就有人认为金华这个地方太穷，还不能办大学。但金华就是搞上去了。这所学院去年招生达1000多人，今年一期就可招2500多名学生。该学院占地面积1300亩，已经建有30万平方米校舍，校园也非常漂亮。这么多钱从哪里来？金华财政一共才投了1200万元，其他共5个亿的投资全都是从别的途径组合来的，并不是依靠财政的投入。金华一年的财政收入没有多少，甚至比我们这儿有的县级市都要穷，但利用社会力量就能办成许多事。

教育作为产业来办，有两个特点：（1）它是地域上集聚的产业。一说到上大学，人们很自然地说要到杭州来，而没有说要去衢州、丽水读大学的。具有这样一种先验性的优势，如果我们不加以巩固并扩大，搞不好以后人们就会说到宁波去、到温州去读大学，那就完了。（2）它从投入产出来讲是一个规模效益非常明显的产业。任何一所学校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会有比较低的办学成本。过去一些学校办的复合班从质量、效益来讲，都是最差的。为什么要合理地进行配置，集中办学，集中办班？就是为了使学校达到一定的规模，资金可以合理地使用，师资力量可以实现最优配置，教育质量可以全面地提高，投入产出效益可以明显提高。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树立超越本地资金的限制，大胆地吸引外地资金来办学的观念。每个区、县（市）都要有这样的观念，大胆地吸引外地资金，超前发展本地教育。如果没有这一条，要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都会落空。这已被世界各地发展教育的成功经验所证明。

美国硅谷的形成，就是因为有了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是怎么办起来的呢？美国西部开发时，那儿还是一片荒原。当地有个农场主想到，在自己的这片荒地上办所大学该有多好，于是就把自己的农场土地送给一个教育家来办大学，结果就有了今天的斯坦福大学。后来斯坦福大学也按此类推，既然人家送地办大学成功了，那我就送地来办一个科技园区，于是它在自己的校园内划出一块地，并搞好基础设施，就请各地的人来这里办企业。就这样，农场主送地送出一所斯坦福大学来，斯坦福大学送地又送出一个硅谷来。如果他们也只是停留在我们现在这样的阶段，认为本地没有资金，老百姓也很穷，坐等政府拨款，坐等本地变富再办教育，那么怎么会有斯坦福大学、硅谷呢？什么都不会有了！所以，“筑巢引凤”这个观念，对发展教育来说更为重要，完全依靠自己积累来发展教育的观念，那已经是“老黄历”了。从我们手头掌握的材料来看，办好一所中学就会振兴一个镇的经济，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有的乡镇本来没有什么名气，老百姓也很穷，就是因为一个教育家和有钱人组合起来在当地办了所民办中学，这所中学办得很好，吸引了其他地方的人到该镇来读书，就把这一带的经济带动起来了。因为现在学生的消费能力是很强的，仅为其进行后勤服务，就可以带动当地发展三产，这样的“办学致富镇”例子在各县都可以找到。所以，我们必须向实践学习，突破本地资金不足的束缚。

三是要突破本地师资和生源不足的束缚。办好一所学校，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有三个因素：（1）好的师资；（2）足够的资金；（3）足够的生源。这三条都解决了学校就可以办成功了。我认为这三条都可以引进。最近澳大利亚、英国都到中国来办教育展，为什么他们对中国这么感兴趣？万里迢迢来中国办教育展花费是很大的，他们就是看中了我们有庞大的教育消费市场。澳大利亚在杭州办了两次教育展，明年还要来，每次来都把我们的许多生源拉走了。像广东省去年一年到国外留学的学费就达到100亿元，等于就把100亿元的内需送到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去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在杭州发展的总体部署上，提出要创造“住在杭州、游在杭州、创业在杭州”的环境。“创业在杭州”又分化出来“求知在杭州”，就是应该让人们到杭州来接受教育，这个优势是不能够丢掉的。师资和生源完全不应该受地域限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签发一条法令，允许外国留学生可以在英国延长签证，而且签证随到随办。万里迢迢的英国，还想到要大开国门吸引中国的学生，而我们杭州却把自己的门关起来，就市里这么些生源拨拨弄弄，这是没有出路的。

四是要突破义务教育政府包办的束缚。一提到九年义务教育，好像政府就应包到底。我看不见得，有人愿意来投资办义务教育我看也可以，还要大力支持他，给他优惠政策。现在国外的新一代华侨有30万人，这些人的心态与国内人的正好相反，他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国内来读书，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在国外读书非常花钱，社会治安也不好，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又非常激烈，可能最后把自己的老祖宗都会忘掉了。如果在国内有可进行双语教学的高质量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他们就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国内来读书，既可以接受东方文化教育，又可以拿到国际通行证——外语能力，今后可以在国外工作生活。而国内先富起来的人，却想着把自己的孩子急急忙忙地送到国外去读书。我有两个同学就把自己初中毕业的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其中一个女孩子在国外读书一年后，就把自己的男朋友带回家来了，父亲骂她两句，她竟说这是HumanRights，是人权，你还敢侵犯我吗！这不就完了？看来在孩子还没有成熟时，就送到国外去读书就等于“丢”了孩子，因为这孩子从观念上就已经和东方文化传统决裂了，什么父母情、赡养父母、敬老观念都没有了。在这些问题上，国内的人与华侨的愿望正好有一个反差。所以，我们的教育产品也要适合于他们这些人，要提供优质的教育来吸引华侨把子女送回来读书。这种教育就要穿插在义务教育中，由他们交钱，我们就要负责培养，可以从小学开始一直读到高中。现在所谓的国际学校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要打破义务教育由政府包办的思想。这样一类的学校应该有广阔的前景，无非是绍兴人、宁波人先走了一步，我们杭州人也不会甘于落后。

超前发展教育事业，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事呢？除了加大政府自身能够投入的这一块以外，政府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培育教育产业。教育作为一个产业，当前其市场发育程度还是非常幼稚的。在教育市场发育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一定要支持其发育，促进市场的完善，要着重做好三件事情：

首先，政府要大力扶植社会力量办学。正是因为我国尚处在民间资本不富裕的初级阶段，所有的学校都可以说是“民办公助”的，即使私立的学校也包含有公助的成份。政府优惠提供土地，这就是公助的一种形式。 中国特色的民办高等院校离不开公助，离开了公助就可能无法生存，要把“民办公助”这一旗号光荣地飘扬起来；还有“公有民营”的策略也十分重要，因为同样的资源，公营可能投入产出效益比较低，但民营后投入产出效益就较高，这是为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不是为了某个人的利益，其目的是为了使教育事业能够超常规地发展。一切有利于教育事业超常规地健康发展，打通“两个瓶颈”的办法都应是好办法。所以，现在实行一校两制也好，实行公立大学办二级学院也好，都包含着“公有民营”的性质，在民营过程中然后过渡到公私合营。办教育不可能是纯粹的私人行为，在中国，个人还没有这样大的财力。办教育一般都是按公私合营、股份制的模式去办，将这种模式概括为社会力量办学是非常恰当的，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公有制的另一种形式，是一种新的公有制模式，完全可以这样去理解。所以各级政府要支持，大胆地公助。

其次，要培育教育市场。建立民办学校，产权一定要明晰。我们与浙江大学合办的浙大城市学院，由浙江大学负责管理、发文凭、保证教学质量，浙江大学以无形资产入股，其股份占总股本的20％，不能稀里糊涂的，产权一定要明晰。这样市投资控股公司的国有产权和省邮电管理局的企业产权才会相对地明晰起来，然后才可以向外融资，这个概念是比较明确的，就可以受到民法通则的保护。如果是稀里糊涂地操作，大家都没有积极性，办学的责任和义务都无法明确。所以政府要帮助民办学校进行产权界定、股份融合并予以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这就是培育市场。

第三，要帮助他们完善主体。学校在发展阶段就应该是融资的主体。学校一经建立，就应是独立法人，独立法人就有可能成为社会独立的融资细胞，可以在资本市场上通过信贷或资金入股直接获得发展的资金，从而获得大幅度的发展，而不会受到财政拨款的限制。政府财政支持最多也就是给学校一点贴息，像对国有企业技改投入那样，不能再靠大锅饭，要靠新的机制去发展。将来我们的教育企业还可以到创业板去上市，美国现在就有办教育的企业集团在那证券市场上市的。以“三力合一”来推动“三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充分利用市场的配置力。